张维迎称，在一个特权社会中，很多企业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掠夺财富。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基 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收到摧残，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张维迎在会上发表演讲称，“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张维迎在演讲的最后呼吁。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产权。我们最近知道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他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 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 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三百年，至少 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他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 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 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 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 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 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 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 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不是特权，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 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 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再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 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 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 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 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 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 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 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有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 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主席，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 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 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 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 济。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 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 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 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虽然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尊重个人 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 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 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既然都不是新的理论，我举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 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 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 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 王不能任意的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一种严重的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他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 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我们人口当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 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 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 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 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 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 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 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 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 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 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 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他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 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 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 要打击，但是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都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谢谢大家！

2012年02月05日    中证网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 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 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 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 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 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 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 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 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 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 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 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 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 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 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 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 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 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 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 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 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 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 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 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 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 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 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 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 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 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 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 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 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 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 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 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 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 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 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 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 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 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 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 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 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 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 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 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 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 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 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 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 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 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 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 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 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 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 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 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 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 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 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 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 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 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 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 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 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 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 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 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 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 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 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 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 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 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 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 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 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 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 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 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 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转自：http://www.ideobook.com/941/doom-yanching-university/

1950年11月25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被美军炸成一片火海，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壮烈牺

牲。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是美军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在此之前，还发生了另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麦克阿瑟的阴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侵朝“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报机构即侦悉了我志愿军司令部总部的驻地大榆洞，

并获悉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他们很快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

怀”的阴谋计划。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声称，绑架毛岸英是政治的需要，而消灭彭德怀则是战略上的需要。

麦克阿瑟的上述阴谋尽管是在绝密状态下策划的，但其上下左右之间来来往往的一些密电，还是被苏联军方先进的

侦察机器截收并破译，苏联军方从所破译的密电中得知，美军近期要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事关重大，时

间紧迫，苏联方面于1950年10月23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拍去一封密码电报，通报了上述情报，并提

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做好防备。

毛泽东阅罢苏方电报，吩咐道：“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聂荣

臻马上安排人给彭德怀拍了电报。

毛泽东对此事还有些放心不下，于第二天下午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嘱咐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电告彭

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将志愿军总部迅速转移，不得有误。彭总接连收到聂荣臻和毛泽东拍来的两封加急电

报，但他并没有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不幸的事就发生了。

原帖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23222833604&sT=1

毛岸英险遭绑架

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拍发电报的当天午饭后，麦克阿瑟毫不迟疑地吩咐部下给突击队的莱特森上尉发报，要他马上

采取地面突击行动。同日傍晚，全副武装的毛岸英从志愿军总部作战室附近的宿舍走出来，由彭总的警卫小李陪同，

迎着刺骨的寒风，到南山上的各个哨位巡查，最后来到警卫班班长张国祥的哨位。哨位设在一个靠近山沟的坑道，张

国祥正警惕地在坑道放哨。

毛岸英站在坑道前沿四周观察了一下，然后指着远处黑黝黝的山沟说：“进去看看。”他们三人顺着山沟往里走了

一段后，从乱石堆后面突然蹿出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几名化装成朝鲜老百姓的南朝鲜特工，为首的正是美军突击队

上尉军官莱特森。他们在此已经潜伏多时。

莱特森用手电照着毛岸英，又与手中的照片对照，禁不住得意地笑了，他下令手下一名美军中士留下来同三名南朝

鲜特工一起看押毛岸英等三人，自己则带领其他突击队员直奔志愿军总部去袭击彭德怀。危急关头，张国祥突然一下

子蹿到毛岸英身前，两手抓住棉袄前襟用力一扯，露出胸前一排苏制手雷。他一边回头喊道：“岸英、小李快跑！”

一边冲到敌人面前拉响了手雷。随着一声巨响，4个敌人全部倒在了沟里，张国祥壮烈牺牲。

毛岸英和小李顾不上掩埋自己的战友，他们牵挂着志愿军总部和彭总的安全，便提枪向大榆洞方向跑去。不一会

儿，从大榆洞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他们估计敌人已开始袭击志愿军总部，便加快了脚步。深夜11点20分，当他们走

到距志愿军总部还有5　公里的一片小树林时，又与从大榆洞败退下来的那股美军突击队员遭遇了。毛岸英且战且退，

突听敌人高声喊道：“共军听着，你的同伴已被我们抓住了！”喊声未落，只见莱特森一边用手电照着小李，一边用

枪指着小李。

毛岸英持枪与冲上来的美军突击队员对峙着，突然，只听小李大声喊道：“岸英，别管我！”随即用双手紧抓住莱

特森的枪管。这时，莱特森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小李瘫倒在地上。毛岸英突然撞开眼前的一名美军士

兵，冲到莱特森面前，将枪口对准其胸膛，一口气将枪中的子弹打光，莱特森顿时栽倒在地。

剩下的两名美军士兵刚想向毛岸英开枪，只听树林外传来一阵呐喊声，原来是一群志愿军战士前来接应，吓得他们

只得仓皇地抱头鼠窜，被志愿军战士追上生擒活捉。战友们将身负重伤的小李送到野战医院抢救，毛岸英只是受了点

儿擦伤，有惊无险，安然无恙。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躲过一场劫难的毛岸英，他的生命却进入了倒计时……

毛岸英葬身火海

麦克阿瑟得知自己精心策划的“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出师不利，不仅没有抓到毛岸英和干掉彭德怀，

而且还损失了数名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包括精明强干的莱特森上尉，这使他十分恼火，急令空军执行第二步行动计

划：派轰炸机向志愿军总部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把大榆洞炸成一片火海，让彭德怀和毛岸英葬身其中！

1950年11月25日下午两三点钟，天气阴沉，寒风凛冽，突然，从大榆洞上空的浓云中钻出3架敌机，刺耳的怪叫声伴

随着炸弹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敌机穿梭般轮番向大榆洞俯冲、轰炸、扫射，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在大洞外临时办

公的一座房子爆炸起火。毛岸英和高瑞欣当时正在爆炸起火的房子里办公。彭德怀下令快救人，但不幸被无情的现实

所证实：毛岸英和高瑞欣的尸体被战士们从火堆中扒拉出来，浑身上下都被火烧焦了，以至于辨不清原来的模样。

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来到烈士的遗体前，眼含热泪凝视着两具惨不忍睹的遗体，他特别关注地端详了片刻那位身材颀

长的烈士，神情异常严峻而悲伤……

领袖痛失爱子

当天晚上，彭德怀满怀痛悔和歉疚的心情，亲自拟稿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毛泽东

的秘书叶子龙不敢直接将这封电报呈送给毛泽东，他来到西花厅，颤抖着双手将这封电报交给周总理，并嗫嚅地说：

“这是彭总发来的……岸英他……”

周恩来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便两手发颤，目光发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思来想去，周对叶子龙说：“你到新

六所去，先让江青同志看一下电报，听她怎么说。”江青看罢电报，也被惊得靠在楼道的墙壁上。犹豫了片刻，江青

拿定主意说：“你们先别去见主席，过一会儿等李敏、李讷来了，咱们再找机会。”等了一会儿，李敏和李讷一同来

到毛泽东的住处，同她们的爸爸说了一会儿话，逗得毛泽东很开心。江青叫来叶子龙和李银桥，大家一块儿吃了顿团

圆饭。这时，江青示意叶子龙靠近毛泽东。叶子龙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轻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朝鲜

战场打了两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进行报复，派飞机用凝固汽油弹炸了志愿军总部……”

毛泽东一听，生气地说了声：“这个彭德怀！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嘛！怎么，彭德怀同志还安全吗？”“彭老总

来了电报，他很好。”叶子龙说。“那么，岸英呢？总部的同志们呢？”毛泽东追问道。“这次有牺牲，总部的作战

室被炸……岸英他……”叶子龙说不下去了。

毛泽东手中的烟头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此刻，毛心里早已明白，长子岸英已经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伸出左手去拿茶几上的香烟，动了两次竟没抽出一支烟来，李银桥赶忙上前为毛泽东抽出一支烟，又划了根

火柴，但毛泽东却又丢下香烟，转脸失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摘自《大周末》等报刊——主编：张俊以）

下面是资料片

编者按：中国先贤说过类似这样意思的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但究竟何谓公正？又如何实际可行地实践公正？动力何在，阻力何在？《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先生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他对公正的思考，或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

南方周末：“五四”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1978年后到现在，可否说改革的目的，一是自由，一是公平，已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吴思：公平是个组合，既公且平，大家都认账。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自然平了。

南方周末：平是公的结果？公似乎不一定能平？

吴思：是的。有人问，市场经济不公平吗？为什么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我尽量不用公平这个词，有歧义。公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属于公正，结果平等则未必。

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就是公正、正义。有个词特贴切：自作自受。一说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气。印度的种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视，只要说上辈子造孽了，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认账。

这跟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相似，造孽就该遭报应。“自作自受”这个词有贬义，不妨说“自付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种公正标准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这是根。

凭什么这是根？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单细胞生物要活下去，总要付出，以获得能量和营养，躲避危险，才能活。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还要得付相称， 得不偿失也活不下来。不遵从这套道理的生物，或死光了，或不能进化。这个道理就成为进化而来的公正观，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接受，反对者被进化淘汰了。

其实自由和公正的主体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付相称。如果把自作自受的范围缩小，剔除暴力欺诈，禁止作恶害人，那就 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恶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这个范围内，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前三十年改革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还不够，应继续提 高。

（向春/图）

继承制与遗产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从“自作自受”的公正观出发，一个新秩序初立时，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吴思：自耕农是标准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其他人截留。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体有个比例。自耕农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单纯，所有人都认账。这是基础得付比，可以作为各行业对比的基准。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当于1/9税率。凭什么1/9劳动白给你？如果土地是领主给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劳动换取土地使用权。领主付出的不 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也是正当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当性，不像劳动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换算起来可能打折扣。 马克思就认为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现在则有“要素分配”的说法，承认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

土地等生产要素又是怎么来的？贵族领主可以说，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说，土地是我攒钱买的。两者还可以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继承遗产也正当，前 辈辛辛苦苦挣来、打来或买来，有权处置，包括传给儿子。遗产继承的正当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开。但儿子是白得的，难免打个折扣。按中国的标准，君子之 泽，五世而斩。每传一代的平均折扣为20%。

所以，遗产税应该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对比自耕农制度，井田制的正当性要打折。第一个折扣，就是土地和劳动的交换，要讨论交换的比例。从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 适？第二个折扣，地主的土地怎么来的？如果是继承的，一传再传，世袭罔替，一代又一代永远吃下去，是否正当？第三个折扣，从效率角度说，人们给自己干活， 通常比给别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农无须对自己偷懒。

前两个折扣是正义方面的损失，第三个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损失。我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为一谈，实际上，井田制下的贵族领主要保卫安全、维护等级秩序，同时索取劳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更加复杂，是一整套利益交换，且有强制性。

从井田制到租佃制，从有限的历史记载看，直接动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当然，拐个弯说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带来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 付相称吗？井田制里是集体劳动，有机会偷懒，“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 其迟也。”分了地，大包干，自作自受，效率就提高。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户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为地租，不用监督劳动，农民也不会偷懒。这种制度在效率方面问题不大。但地主凭什么拿走那 么多？辩护者说，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场行情如此，你不愿意当佃户，后边还有好几个人争佃呢。反对者说，劳动创造价值，地主吃租是不劳而获。资本家还 要投资，承担市场风险。土地是天生的，地主是寄生虫。这是土改的正当性依据。辩护者说，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维护，不能没主人。公地必定滥用、退 化。总之，依靠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过日子，容易引起正当性方面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论，大家都默认一个原则：自付自得，得付相称。

南方周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个比是怎么出来的？

吴思：不知道设计者怎么想的。五代后，按照遗传学家的说法，祖先基因的浓度已经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五代以后就没特殊的血缘关系了。

法酬与血酬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帮人打了天下，然后制定法规，确定税率。这算不算公正？多少法酬合适？

吴思：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暴力集团确实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说，我们有权如何如何。有理吗？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说，有理，问题是这理在多大范围内管用？第二，税率多少算合适？先说这个。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但暴力最强者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制定规则时也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样最大化？讨论最佳税率，有个拉弗 曲线，是抛物线形状，最高点就是税率最优点。假设税率25%是最高点，如果收10%，还有潜力。如果收35%，税收总额反而下降。因为很多公司破产。如果 税率百分之百，没人干活，一分钱税也收不来。所以，暴力最强者在制定税率时，一定要考虑纳税人会不会破产、逃跑、反抗。被迫考虑生产者利益，调整税率，寻 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点。

南方周末：这种调整空间非常大，逃跑、反抗要各种条件。不让纳税人逃走，既可以用优惠税率，也可以用各种弱化对方或强制的办法等。

吴思：对。可以调整各种条件，也可调整掠夺制度。像寻找最佳抢劫率一样，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夺制度。

比如满清，入关前可以维持奴隶制，关东平原一片旷野，人烟稀少，逃亡很困难，逃了也不易活。进了关，遍地青纱帐，到处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哪？当时也 想维持奴隶制，结果遍地逃奴。怎么抓？抓住怎么办？如果不杀他，还跑。杀他，等于把自己的牛羊抓回来了杀了。那就杀收留逃奴的人？他们都是纳税人，把他们 杀了，皇帝的纳税人少了，皇帝与奴隶主受损。利害计算的结果是，奴隶制成本太高，对皇帝来说，维持奴隶制得不偿失。奴隶制被迫解体。

从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看，奴隶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最佳制度。寻找最佳制度是一个历 史过程，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对新政策很满意，觉得比过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满了。第二代农民工对允许进城打工的政策不会再有感恩之 情，更容易对歧视性待遇不满。

南方周末：照利害计算来分析，大街上的抢劫者冒了生命风险，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则？

吴思：符合。但要讨论符合的范围。咱们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公正观，不是单说某个人、某个抢劫团伙。从抢劫者的个人角度说，冒险抢劫也 是自付自得，问题在于被抢的那个人。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打了几百斤粮食，让你抢走了，你说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么办？对我公正吗？从全社 会的角度看，抢劫是对公正的破坏。

从抢劫团伙的角度看，用《庄子》转述盗跖的话说，盗亦有道。冲在前边是勇，退在后边是义，公平分配是仁。他们也讲论功行赏。这是抢劫者内部的价值 观。把抢劫行为放到全社会的背景上评价，基础就是不公正，甚至，抢劫集团内部越公正，抢劫的效率越高，整个社会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这个背景上看，抢 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称，在绝对值的意义上虽然是公正的，但在绝对值前边要添正负号。更何况抢劫本身还有消耗，比如消耗30%，双方只有付出、没有收 益，于是，抢劫的正当性，还要再降低30%。

南方周末：抢劫还要冒险，无论是正是负，总还有点正当性，有没有什么都不付出，就把东西抢来的？

吴思：逻辑推理上有。贪官污吏的“高衙内”比较接近你说的这种人。他们的父辈还要辛苦巴结，还要有歪才，衙内横行霸道，却什么都不付。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层轻蔑。

公正与否是主观感受？

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南方周末：假如城郊菜农每个月的卖菜收入2000块钱，没有农业税，不少人觉得还不错。去城里，有中学教师觉得，凭什么我一个月2000块钱，公务员收个红包上万？他们又觉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种主观感受？

吴思：得付相称，有个得与付的比例关系。每个时代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集团也不一样。其他条件不变，技术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时期，人与自然的交往有个一般的生产力标准，很客观。

对得付比是否满意，要看参照系。农民过去种粮，现在种菜，投入跟过去差不多，但挣钱比过去多了，主观感觉满意。远郊种粮的挣一万，近郊种菜的挣三万，得付比不同，但别人是近郊，远郊人都挣一万，他也认账。

教师的得付比参照系一般怎样选择？一个是，以前教书挣多少钱？再一个是，选择近似行业能挣多少钱？公务员算近似行业，是教师可能做的，不像把远郊的 地移到近郊来那么难。到近郊承包大棚，相当于考公务员，如果允许教师考公务员，没考上，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别人走后门进去的，教师就会觉得不公平。

没红包时，公务员一个科员的月薪大概是两千多块钱，科长平均月薪也就是三千左右，对教师来说，得付比差距不大，没什么可羡慕的。

收红包另是一笔账，属于受贿，以权谋私，有可能进监狱。还有个良心问题。羡慕红包者应自问：第一，红包是不是正当收入？第二，如果不正当，就不能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将来可能因这笔钱进监狱，你愿冒这个险？第三，如果这个人良心敏感，还要加上良心的代价等。

南方周末：是不是执政者可以靠某种力量重新设定参照系，改变社会各个阶层的公平感？

吴思：问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对公正的感觉就建立在这个客观基础上。但每个月挣两千块钱是否公正，主要取决于选择的参照系。这就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容易改变。调整参照系，就可以调整公平感。忆苦思甜就属于这种调整。

人们对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选择参照系之外，还取决于新信息的出现。比如说，2003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愿意下井冒险的，可以多挣 二千五百多块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可以走。这是关于生命的得付比，选择者并不觉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说，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错了，光算矿难不行， 还要算尘肺病。死于尘肺病的人比死于矿难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现，当事人马上就觉得不公平，要求补偿，开胸验肺也得补。

南方周末：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关系？如果其他因素进来，比如，在信息自由流动时形成社会舆论压力，公正的标准是不是又会变？

吴思：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的参照系都冒出来竞争，最后会博弈出一套比较客观的标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戴志勇 2012-01-20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12-02-01  来源：共识网

(“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对此，他呼吁立法确定农民土地转用权利推动土地流转。)

城市化和人口流动

年末岁初的时候可以看得远一点，经济形势当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面临的形势有共同性，形势当中有一部分总是你不可控的。欧债坏成什么样?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挽救回来，有很多不在我们手里的因素。

经济形势当中还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的因素，我自己的倾向，把自己手里的因素下更多的力量来做研究，因为不可确定的东西，欧债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 一次债务危机，看起来这场病是非常慢性，不会有很快的药把它解出来。但是发达国家人均几万美元的GDP，很高的收入，慢一点慢得起。中国情况就不同了，除 了总量全球第二大，可是人均还是不高的水平，同时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增长停止下来，我们过去多少年外向，高度依赖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现在世界主要的市场欧、美、日收入增长、经济增长都迟缓，势必会影响中国。中国一定要找到不那么依赖发达国家增长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选了今 天的这个题目给大家做交流。

中国自己有一个增长的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知识、人力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基础之上，加快中国城市化，争取一个持久的、内需推动的经济 增长。国际市场恢复得早，经过WTO之后的十年，中国的企业、产业界练就了这个本事。欧美市场回来，中国竞争力摆在那里，继续可以挣钱。要是非常慢，遇到 麻烦、遇到挫折我们也不能够跟着他，我们要找到内需发动机，这个题目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先讲城市化，征地制度改革。回答问题的时候再涉及到一些短期的，为什么说城市化有很大的机会呢?城市化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多少人住在城 里。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有多大的比例的居民住在城市或者住在城镇。这么一个居住空间的变动，为什么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你要抓这个机会，要求我 们的体制、政策、观念、行为发生哪些变化，这是今天我向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

先来看看实际的情况，中国经济现在是第二大，2010年超过了日本，当然欧洲如果算做一个欧盟，那他是第一大，美国第二大，中国第三大，但是按 国家论中国是第二大。但是我们城市化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是美国的城市化率，美国大概在1910年的时候，20世纪第一个十年 的时候，他的城市化率，居民当中住在城市的人口达到46.6%，差不多是中国今天城市化率的水平。而且我们的城市化率，里头有很多统计口径，不讲细节，我 们里面还有讲半城市化人口，看起来在城里打工、生活，可是生活是不健全的，老家还在农村，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在我们的统计口径上，有户籍人口，真正在城市的户籍人口，33%而已。现在40%多的城镇人口当中，还有一大部分叫做常住人口，一年有6个月在 城市住就被记录为城镇人口。把常住人口算进去，也就是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的水平。中国达到城镇化水平，也就相当于1960年以前日本的城市化水平。 这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研究，这个指标还是比较低的。

按照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这个指标会有明显的持续的变化，不是人越富越散，而是人会越住越集中起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是不是因为 穷?当然城市化率低跟贫穷有关，但是我们有一个指标也很有意思，世界各国工业化，比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指标，各国通常什么情况呢?各国通 常都是城市化率那个数字高于工业化率，一般说来如果GDP当中有20%—30%的产出是工业产出，达到这个水平，城镇化率就靠近50%。中国有一点特别， 中国是工业化指数可以很高，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50%，GDP的一半就工业产出。我这里用的数据是1999年的数据，工业化已经占GDP50%，但是 城镇化率只占总人口的30%。

这个数据概括出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为什么发生滞后呢?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学苏联经济模式计划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计划体制限制很多，居民 自有的选择，限制企业的自有选择。你在哪里干活、哪里挣钱?过去我们有户籍，有劳动，有一套非常强硬的规章，你生在哪里到哪里工作，这都是定好的。不能让 人自由的跑来跑去。

比如迁徙自由，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但是发生了五八年大跃进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后，这个政策就收拢了，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跑来跑 去，我们就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够随便进城市来，这就限制了城市化发展。虽然国家计划可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对人口、社会含义上的，改 变他居住的形态，改变他的集聚形态，这件事情我们吃了亏。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生产力提高了，这么多人群压在土地上怎么会有好的前程?开始开放，在农村办工业，小城镇，然后 中小城市开放，然后沿海开放，大城市开放，然后进入全方位的要素非常活跃的流动。创业的自由、职业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增加了经济自由，城市化就推动。什 么道理呢?里头有一个规律，人在空间上是有选择的，不是在国土的任何地方都有同样的收入机会，收入机会是集聚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分工的层次就比较 深，而分工层次深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你看看小地方，没有早餐业的，大家必须在家里做饭。人口集聚以后可以容纳分工，而分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机会。这个事情普天下是一致的。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要打工赚点学费，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收入高，实在没有什么技能，到餐馆端个碗跑个堂也有收入，小地方就不行。实 际上是经济自由里头寻找较高的收入机会，允许一个社会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城市化规律就会从压制的状态变成一个显形的状态。城市化带来很多的机会，人口流向 国土面积很小的一块地方，投资进来，基础设施进来，房子越盖越高，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一个机会就是带来新的需求，任何分散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基础 设施，乡间小路不需要红绿灯，一到城市红绿灯都不够用，立体交通。人口集聚以后，带来新的生产力，有未来收入的机会，城市有很大的融资的可能性。

我讲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现实，当时不认识城市可以融资，城市的土地可以融资。因为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要开放?中国缺资本，然后开放。首先来的香 港资本，香港的投资来了就很奇怪，中国政府中国城市这么多地，怎么没有钱?当时我们的政府领导人跟他对话，地是地，钱是钱，我们有地可是就是没有钱，香港 商人就说只要有地，只要有期望的未来收入，这个地本身就可以融资。当时是不理解的，经过改革开放，这个文章，所谓土地财政，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土地融资做 大了。

实际上就是把土地未来的期望收入让出去一点，就可以换来现金，就可以换来社会富余发展城市，城市基础设施搞好，容纳更多的要素进去集中，有更高 的收入，这就是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发展当中土地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和农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讲究的是肥力，一块地能不能晒上太阳，能不能有光合作用，城市 土地重要的是位置，不是哪块地和哪块地差不多，农业文明是看地，就是肥力的差别。城市看地就是看要素往哪里去，越是人气旺的，带来的收入会更高。这个学 问，因为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对这里头学问的理解和驾驭，还有很大的潜力。

城市化会带来尖锐的土地资源配置问题。我讲了城市化关键是某些位置的土地会急剧升值，你看长沙、深圳、北京、上海，那个地价是农业文明无法理解 的，当然这里头有货币的因素，过量的货币会助长这个现象，也有炒作的因素，也有投机的因素，但是你把这个因素撇掉以后，全世界看城市用地就是比农村土地贵 很多。这一贵就带来很多问题，农业怎么办?农业粮食、食品、环境、绿色，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块资源到底给城市用还是留着继续给农业文明?这就变 成越来越大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里头有潜力，弄好了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非常快但是也有挑战，处理得不好，就是过了城丢了乡。另外传统农业文明有一批人，就是 农民，农民是多少年形成的生产习惯、生活习惯?不是一天可以改变。把地转成了城市，地上的人怎么转?他如果转不过去，或者转得不顺利，国民当中有相当比例 一个人群的收入增长就不快，怎么会有内需呢?

所以，位置主导还是肥力主导?一块地到底城市用、工业用还是农业用?传统的农民以多快的速度可以变为城市商业进程?这就决定发展中经济持久的根 本性经济问题。这里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又有城市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到底怎么摆布?现在已经变成了很重大 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要有一套体制能够系统的处理这个矛盾，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冲突，求得合作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制度就是不均衡的，因为整个土地制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革前改革后都是一样，土地就是两种所有制，一部分土地国家的，一部分土地农民、集体的，看国有的和农民集体的怎么利用?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化为三个圈圈，三个领域。

三个圈圈 三个领域

最靠近我这个领域的就是农业土地，今天的大标题叫下一个增长极，上上一个增长极就是什么?就是包产到户农业革命。怎么搞现代化?种地的人吃饱了 饭，中国土地第一块就改这一块，土地还是集体的，这条不变，但是使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期承包给农民，以农户为本位，自己对自己家庭的负责任，然后 政府社会市场给予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圈，这个土地制度，集体土地农户承包长期不变，形成了一套大法，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的农业土地经营法，专 门一部法律管这个事情。

1987年完成了重大的变革，87年之前土地都是国家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国有公司，设一个新公司要地，国家就划一块地给你，一开放外资来了，外 资来了要拨地，不能给它划块地，它自己也不踏实，它的资本放在你的地上，什么时候你把地拿走了怎么办?1987年国家根据新的情况，全国人大修订了原来的 法案，国有土地还是不可以出租、不可以买卖，但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个土地制度的原形是香港。香港殖民地的时候，英国有很多皇家土地，批租出 去，使用权租出去，用一个市场来标这个价。

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最长有999年的时期标给市场，你接过来用，有人出价比你更高，你用了五十年再把剩下的940年标个价转让出去。后来我们觉 得香港这个东西制度可取，因为可以维持所有制不变，但是又可以市场利用国有土地。1987年深圳第一锤拍卖土地，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土地融资加速城市化、工 业化的历史进程。这个事情的效果都已经看见了，要没有那一锤，今天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这两块变化，细节上还有无数个问题要处理，但是大的框子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现在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最大就是中间这个圈，中间什么圈呢? 原来是农村，原来是农业，也是农民的地，世世代代农民的地，城市一扩大，变成城市土地了。这块地要转用，要从农业用途转成工业和城市用途，要从农民所有转 成非农民所有，现在就这块里头大量的矛盾、冲突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所以我今天讲征地制度改革，讲的主要就这圈。这个矛盾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来看看，在根本 变革发生之前，现有一块农业土地怎么转成工业，因为这是城市化的内容。农民进城，城市要扩大，城市不扩大装不下，一扩大就要往农村扩大。

有两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内部的，儿子长大了要结婚，要有一个新的宅基地，现在都是和谐家庭，不能世世同堂，要一块地怎么办?农村要办个集体企 业，也可以占块地，这是农民自用的，还有大量农民到了成家年龄要占用新的宅基地，这是新的通道，这个通道里面看到大量的土地从原来的耕地，从原来的农业用 转成非农业用。但在制度上这种转用是实物型的，不能标价，申请宅基地不给集体付钱，有个专业术语叫成员权，土地是集体的，我有权要一份。乡镇企业也是如 此，占不花钱，同时不能转让。这是我们现有的国土当中，很大块土地资源就在农村这个范围内，自用自占。

第二条通道就是这个大通道，就是国家出台征地制度，这是从历次的宪法土地法当中都有这个规定。虽然宪法里面有限制词，国家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 地，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给非公共用途，比如商业兴用途，修高尔夫球场，修高档购物中心，修商业住宅，这些都不是公共用途，拿来以后要市场化。但是现有的法 律当中，没有给这块东西有合法的途径，宪法的规定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地，所谓征地就是国家强制执行，做了规划，划定那块地就志在必得，国家定位要拿，国家 跟你谈判给多少补偿，而这个补偿由于过去的财政非常弱，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的推进，这个价历史上定得非常低。

99年以前，国家法律规定，征地之前，以这块地原用途，一亩地产出多少玉米、小麦、水稻，卖多少钱，以这块地过去三年平均的纯收入不超过20 倍，法律就是这么写的，不超过20倍，低于20倍，那时候的统购统销是一脉相承，支持国家发展。现在就是低价拿土地，支持城市化。矛盾越来越多，城市化发 展过去拿地非常少，现在占的地大了，现在就改这个法律，从20倍改到30倍，又改到可以超过30倍，经过国务院批准。现在的补偿反映了这个过程。短期内改 善征地制度有一个政策还要进一步提高。

但是这一块也是非市场的，农地转成非农地是非市场的，这个制度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新的矛盾，因为城市地价过去没有那么高，现 在越来越高了。地从农民那里征过来通过拍卖卖出去，这两个价差就成为城市发展基金，变成第二财政的通道，历史贡献是不可一句话磨灭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个 贡献有另外一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收入提高就遇到问题。因为农民收入全世界看就三块，一块农产品，农产品涨价，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第二块农民 打工，第三块非常重要，就是农民的土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地价上升，分享了一部分。

前两块农民的收入，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前提释放比较好，农产品原来低价买卖，后来开放市场，市场需求油，农民就可以多赚一点。打工原来 有限制，后来把限制全部开放，全中国范围内可以去找收入较高机会的工作。但是土地增值的分享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提上日程，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三个圈圈，特别是中间那个圈圈不适合大规模城市化，带来哪些问题呢?两大问题。第一，我们这个土地资源配置，远远的看冷静的看，我们这个配置效 率不理想。因为中国首先是人多地少，70%地是山地，平地少。在相同趋势里，中国有两个问题带有特点，第一城市占地圈扩得太快，相对于人口进城市来快，土 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的建城面积扩大的增长率比人口转成城镇居民的扩大率高，这个反常。第二更有意思，差不多两亿农民离开了原来出生的地点，到城 镇、到城市、到工业去工作，但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不但没有减少，也在扩大。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在外头打工，打了工钱寄回家盖房，那个房有人住吗?有人住，就是春节不到一个月。那块资源加到一起，有一些房子是人走了没有力 量修的，有一些是外头赚了钱重修新的，利用率很低，但也是占了土地资源，也是农民的财产，只不过这个财产没有收入，资产是有，收入非常低，城市有个房子还 可以出租，修得那么分散的房子怎么出租呢?哪有需求呢?但是在资源配置上它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农村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得比较快，两头挤中间，中间是什么? 耕地。所以18亿亩红线就是这么来的。

统计数据讲，96年到2006年，十年期间中国耕地资源减少了1亿亩，到温家宝总理上任时候，土地帐上只有18.27亿亩工地，简单的推，用不 了多长时间食品安全怎么办?下一个问题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政策制度就是这么来的。城市化本来就是密度极高，城市化应该增加耕地的，因为很多人从 低密度地方移到高密度地方来了，但是如果体制不对，制度里头有瑕疵，这个效果就出不来，我们看到的效果是反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但是占用的土地太多，城市 密度不够大，而且农村也在扩大。

做了很多规划，想办法减少农村的占地，人常年不在这里，干嘛还占着建设用地，你可以把它变成耕地，扩大中国的耕地面积。但是至少现行的普及全国 的政策和体制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这张图是我在成都调查时拍到的照片，这个房子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你说农民穷吗?现金收入很少，但是你看资产，占一大 片地，这片地好好利用了吗?就是这个收入水平，就是这个观念，怎么充分利用呢?但是看在眼睛里头，会知道中国有这块资源，问题是这块资源怎么变成资产、变 成资本，变成农民的收入流，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这次我到大理开会，打车到会场路上，跟出租司机聊天，我说先不去会场，先去你们家，他一讲他家的情况我就很有兴趣，两口子在大理打工，离开大理 45分钟是他的家，老人带着孩子，7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种情况不是一处两处，问题是如果不想一套办法，这个资源就转化不成收入，转化不成城市化积极 的力量。这个地方400平米就大半亩地，660平方米是一亩地，就离开他40分钟的大理一亩地卖到280万，老两口带着孙子脚底下就400平方的地，如果 没有一套机制就不能能里头的东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矛盾，资源配置和城市化进展中间发生了矛盾。城市扩大过快，农村也在扩大，两头挤中间。

第二，收入分配。因为是征地制度，农民的地不能卖出来，都是自用的。土地增值跟农民基本没关，土地增值全部在城市政府上面，城市政府手里带来城 乡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说集聚，集聚关键是收入要提高，如果有很大的人群收入增长慢，怎么会有市场，怎么会有内需，工业生产的东西卖给谁?那就大量出口。 这几年来回重演这个逻辑，研究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吗?看看出口的工业品，中国老百姓不要吗?农民不要吗?要的，问题是收入在哪里?收入就在农产 品[11.08 -4.48% 股吧 研报]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土地增值的分享收入。

我们看来看去，就是第三块收入潜力还远远没有。因为农民有他的公平观，过去搞这么多国家建设，当时赔偿非常低，农民也认了，但是现在是城市市场 制度，报上讲地王的消息，农民也在读报，一块地卖那么贵，这块地不就是我的吗?他就有想法了。所以现在分享土地增值就变成国民收入分配当中一个大课题。大 量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跟农民无关，就不愿把这个地拿出来，增加城市化当中很多社会摩擦。正确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个分享体制上来，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 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这是我们现在城市化当中一个大的难题。

困难在哪里呢?我刚才讲了一改革开放人口一流动，有些地方苗头就来了，大家愿意去。长沙就是很有苗头的，长株潭就是很有苗头的，不是说湖南每块 地就那么多人去，有历史、文化、基础设施方方面面，总是聚到某些地方去，这个机会是历史性的机会，不抓住这个机会，怎么进入现代经济?可是在我们的体制 下，你要抓这个机会，就有一个农民问题，就有个农民土地问题，就有农民土地收入分配问题。

现在就是两难，你要抓城市化机会，有的时候就对不起农民，要对得起农民就要叫停城市化。过去20年，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两届政府，实在不行的时 候就叫停，叫停土地转成城市土地。90年代叫停过一年，04年又叫停过半年，为什么?矛盾太多了。不能够为了城市化、为了经济增长，把社会引出大问题，这 是得不偿失的。要方方面面能分享经济的成果，这是可持续的。

就是两难，我们在底下看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管不了这么多，因为城市化机遇难得，这么好的投资，给一块地投资就来了，任何一地块发展都难得， 我理解这些官员。还有一个口号叫拆出一个新世界，我管不了那么多。这就有代价了，城市化很好，社会和谐。另外一个倾向说，这么多矛盾算了吧，城市化慢一 点，搞那么快干什么?叫停。叫停损失也很大，中国不管城里人、乡下人，加强集聚就会提高整个国民生产力，两头难。

所以，我们整个这些年，就在问一个问号，能不能找到一个兼顾的办法?既抓住城市化机会，又把城市化带来的收入高速增长在整个城乡人民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两头都抓住的可能性有还是没有?

这样的难题就放在整个经济面前，这种难题要找出一个全国的解决方案很难。中国太大了，各地不平衡，根据中国过去的经验，凡是国家级的大难题，都 是要在地方寻求突破，现在地方第一线试试看，做一点改革试验，试错了是一个局部，试成了慢慢推广到全国去，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全国进行了 很多地方性试验，2006年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成都、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的改革试点，我们这个地方叫两型社会试验，其实也有类似的内涵。

成都模式如何实现

利用这个机会，着重介绍，北大有一个工作小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成都的城乡统筹，我把调查当中学到的东西跟各位报告报告，其实很多做法，长沙也 有自己的积累。在地方试验的基础之上，把里头成熟的做得通的东西，慢慢提炼出来，编成国家政策国家法律，然后推动整个面上的城乡，抓住城市化这个机会。

成都简单讲做了几步：第一步是学沿海的。大家看沿海广东第一开放，长三角第二开放，长三角空间控制就比广东处理得好一点。广东开始急急忙忙，港 资来了，来了就占一块地，珠江三角洲规划都成了水泥地，规划不是那么太理想。长三角好一点，尤其到了03年，长三角浙江、江苏上海就提出了三个集中，前期 的发展太分散了，村村冒烟，三个集中就是工业要向工业区集中，也可以减少污染，也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能，也可以节能。另外有利于工业在一起交流经 验，传播信息，所以叫工业向工业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庄集中，向城镇居住集中。因为农民不再是完全传统的农民，它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多农民靠 打工的收入占据收入的很大一块，完全务农的农民这一块减少了，生产方式改革要求居住模式、生活模式做相应的调整。

第二个集中叫农民的居住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第三个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一家一户八九块分散的土地，这是早年没有办法，糊口经济，非这样才 行。但是现在有新的收入机会了，不一定要每个人同时兼农业，有些人可以出去打工，把地腾出来给别人种。这三个经验是长三角创造出来的经验，成都组团学习， 学习之后有一个工作做得很好，农民要集中住，这个盖房的钱哪来?建一个新村，谁投资?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空的口号。

在03—07年，成都完成三个集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国土政策当中的一个政策，叫做增减挂钩政策，针对刚才讲的资源配置 不合理，农村在扩大，城市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应该农村收缩。当时提出各地不要地吗?国土部有编出一个政策，你要地可以，城市土地要扩大，你要跟农村建设用 地减少挂钩，你把农村建设用地占得那么多的，利用效率不高的减少，把它复垦为耕地，利用这个做了很多工作。

08年成都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的集中涉及到房子、土地、转手，完全政府主导下一个命令，定一个规划，搞不好就很容易伤害农民。所以 08年补了一个重要的一课，这是长三角都没有系统提出来，确权，每个农户家里多少农地，多少耕地，多少宅基地，多少山林，先丈量，丈量完以后发证，发证以 后就有法律主体确定，这是他的地，流转要以他为主体，不能上头怎么压下去，压下去看起来资源配置合理了，收入关系是不合理的。10年以后城乡全面要素对 比，围绕这些年的经验做了一些研究，下面具体给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介绍一下什么叫挂钩政策。04年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定的，简单的思路就是农村也在扩大，城市也在扩大，这是逆城市化政策。农村的那块地如果 减少了，建设用地减少了，耕地扩大了，我就把这块建设用地的指标用到城市，简单讲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设计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政策是一个资源配置，里头没有 主体。是谁跟谁挂钩?谁当主体?用什么形式?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北京制定的政策，要用地方的时间来丰富。

我先把这个故事给大家看看，比如这是一个传统村庄，很多农户占了很多建设用地，宅基地，不能种庄稼，也不能耕地，做一个规划，设一个新区，一定 要以规划为前提，在这片农村建一个新的中心村，设计以后，原来的占地是50亩，现在的地要密一点，高一点，两层两层半，适应农民的要求，把农民传统的居住 模式要节约一点，咱们两型社会有一个节约利用土地的含义。规划好了以后，跟农民去谈，怎么谈呢?原来有多大地，到新的地方原来的地怎么折价，原来的房怎么 折价，自己补多少钱，谈好一户签一户合同，建新房，建了新房把老房拆掉搬过去，拆旧建新，然后一户户谈一定要农民同意的，同意好了以后，旧房子拆掉住到新 区去，老房子拆掉复垦，绿颜色变成耕地，剩下两户不同意，就同意农民的意见，不愿意搬就住在老的宅子。同意的50亩里头有48亩同意，新占地多少?20亩 地。

星星是分散的，月亮是集中的。48亩减去20亩，等于增加了28亩耕地。这28亩原来是盖的房子，农民破破烂烂的房子，盖房是权利，现在好，把 权利抽出来，抽出来以后调到城市用。这28亩新增的实际上是一个指标，怎么用?这是一个简单的讲法。都是中心城市贵，外圈便宜点，再外圈更便宜。最内圈 500万，成都最贵的达到上亿的拍卖，现在手里28亩指标就找地方落，落到贵的地方，这个指标不就可以释放一个千里吗?落到最贵的圈，底下的地原来是农 地，把这块农地移到地价低的地方去，把建设用地移到地价高的地方来，这个做法实在妙不可言。

原来农民自己怎么搬得动?盖新房要钱，城市有个地价成长，只要拿出一个零头，农村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又不是无偿解决问题。这里头提出了一个新的 学问，就是重新配置位置，不是配置土地。农业文明的土地和工业文明的土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观，城市文明重视的是位置，可以移动这个位置。建设用地本身就是 一个有市场价值的权力，物理上看怎么把农民的地移到城里来，移不动?经过我们这套操作，增减挂钩就可以移过来。你把房子搬到新的地方去，新的地方房子投资 怎么来?就是利用两地差价来，一复垦这块地变成耕地。这是我访问成都的时候，拍下的新村，就是月亮对不对?叫做羊安镇仁和新社区，跟农民签合同选房。后来 不同意的农民都后悔了，开始不相信这样的好事情，当地真建成100多户住到一起，又热闹，基础设施又比原来好多了，有下水道，第二期农民就积极了，要求参 加。然后你看成是文明就下乡了，过去农民盖房子哪有用工程师、哪有设计?很多房子十几年就烂了。现在的房子设计院参加进去、工程师参加进去，可以盖永久性 的建筑，不要种地种十年盖个房。

这是村大队支部书记，他主导了这个新村建设，叫雍长清，名片上面是法人、董事长，原来的村庄复垦了。这是新的农民的小区，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修 了养老院，很多孤寡老人，孤寡老人怎么办?谁管?占的地不少，进入这个城乡挂钩以后，孤寡老人的地都变成资产，住上福利院。原来分散的宅基地，把权利腾出 来了，地在农村，没拿走，不过变成耕地了，耕地的收入还归农民。这是一家一户签的合同，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老房子怎么算?你大我小我们家这块宅基地土改 的时候就分来的，这里头的学问，我们很多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头，要弄清楚这些事情，那得研究生水平，不下功夫是搞不懂的，搞懂了之后就挖出了一个财富出 来，这是复垦。我开始不知道什么叫复垦，农村这个房子投资进去，然后复垦，两三年就是好地，这个地好好种。

这套做得很好，04—07年是全国增减挂钩面积最大的一个城市，但是三个集中当中也遇到了很多协调问题。因为我们做工作一层一层，对指标、对任务，目标责任制，基层干部就会粗糙一点，涉及房、涉及地，这是农民的命根，处理不好，三个集中当中也会伴随出一些新的矛盾。

调查研究以后成都做了决定，农民为主怎么实现为主?自愿，怎么实现自愿?确权，这件事情是60年来没有完成的事情，中国农民不是拉美农民，经过 承包到户是有资产的，有地有房，但是这个地和房边界不清楚，没有法律表达，城里居民有个房地产，就有一个证，这个证起什么作用?就是表明这个资源的法律归 属。第二，因为归属很清楚，你就可以转手，转手资产就变资本，就可以增值。

你不能转也不能抵押，农村哪有正规金融?金融部门说农村没有抵押过?有财产，关键是财产边界不清楚。早发现这个事情的地方干部，一直做农村工 作，后来调到四川市做房管局的局长，一管城市发现城乡区别在这个地方，农村也有财产没有证，没有转让机制，城里的居民都有证，所以城乡统筹首先要权利平 等，不能说城乡人民过的生活都不一样，权利得一样，确权。这个工作讲起来，好有意思。因为几十年没有理这头乱麻，最后发现县委工作组进去不行，处理不了问 题。后来组建了长老会，实际上是村里头历年当过队长、支书的，老百姓威望高的选出来，选出村庄自理委员会，这个房子谁的，这块地谁的，谁承包的?没纠纷就 通报，有纠纷，长老会议事，是村庄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创造。最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都没有意见了，报给县政府，没有疑义就办证。

一个当地农民手里好几本证，宅基地证、农地承包证、山地承包证，这都是给大规模经济一个基础设施，确权反正我们是高度评价，这个东西是农民走上 市场、农民变成城里人非常重要。到农村打工有证就不怕，因为权利就是你的财产，你可以在广东打工，然后处理自己的财产。这是土地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 土地承包长期不变，证上时间就写成了长期、长久，中央文件写的长久不变，写入到土地承包证里面去了。长久是什么意思?过去三十年哪年到哪年，长久是什么意 思?支部书记回答说，长久就是你们如果不变，我们就不变了，这是了不得事情，这是重大的一个进步。

再是土地实侧面积，地块，东到哪西到哪，房子到哪。这个做完下一步工作就来了。为什么?你有了权利就可以自主转让，正好发生地震，好多农家房子 震踏，中央补贴每户两万，修不了房子，开始了三年回到永久性住房，后来是两年。这么多农户怎么重建?哪来资源?这是我们调查的一个村子，过去一点没有办 法，后来发现很简单，村民出地，村里出钱联建，这个村有风景资源，清晨山后山，原来城里很多老太太、年轻人夏天就在那里住几个月，农民的房子比较差，城里 人说能不能我来改造改造，我盖一个房行不行?过去的集资不行，联建就给了这个机会。

地震一个月以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出了联建政策，联建要求外来投资方有权对农村的宅基地投资，但是有一条先要把农民的房子修好，修好他的再修你 的，到底多大一块归他，多大一块归你，中间价怎么谈?你们俩谈，政府维持公道。高个子是本地农民，矮个子是成都人，姓邓，原来父母就是跑到那里消夏，一边 是农民的房，再修一套他的房，土地证上写着使用权40年，为了这块地40年的使用权，帮农户投资盖房子花了多少钱，折成土地，一亩地164万，整个村庄引 进1个亿的资金。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这套政策，这个资源、这个潜力是释放不出来的。现在已经修成了非常漂亮的农村旅游的胜地——茶坪连锁。这是他修的农民集 中的房子，所谓一对三十五，刚才是一对一的连接，后来是一家公司进去跟三十五户农民签，剩下的地搞乡村酒店，搞农村度假区，城乡都可以。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如果没有度假资源怎么办?你把土地指标腾出来，这是都江堰金陵二组的故事，图像是当地的队长，曾经到阿坝地区做过生意有点见 识，知道有联建政策，有挂钩政策，78户人家，283亩土地，08年90%的房子损毁，腾地建一个房子，原来的土地复垦，跟国土部门交换灾后重建的投资， 村民同意，最后是周围的组，其他生产队的都来参加，修成180户的新村，然后腾出的土地资源一共是150亩建设用地，40亩建新城，星星是150亩，节约 了110亩土地，其中70多亩是按每亩15万的代价跟都江堰国土整建中心换来1100多万建一个新村，还有一地实地资产，震后修了一条公路，位置非常好， 到成都土地交易所去举牌，让愿意投资的人来竞标，最后一亩四十年的使用权卖到44万，一共筹资1500万，整个村庄用土地的资源筹资2700万元人民币。

大家看看这个村庄?这是我们去调查时拍到的，原来全震垮了，这是新的村庄。地震一年多一点就修成了，这是小卖部，这是茶馆，这是村民家里。这就 是30多亩的湿地资产，城乡对流，过去农村的房子城里人怎么去?经过这一轮，以后年轻人到城里，老年人出来，双方的资产都可以增值。

这里头一个关键的，我刚才讲到有一个成都交易所。土地无论指标还是生物资产，87年练就一套本事，可以用市场机制出价高者得，把这套用到集体用 地建设上来，两个市场，可以把土地拿去拍卖，通过流转实现资产变成资本，实现增值，然后中间那个谈出来的价就是收入分配的比例。我们在那里搜集了几千个案 例，联建的案例、合作建设的案例，农民自主开发的案例，统计看到农村通过土地可以获得很大一块收入。实际上就是分享城市化，而城市也不是无偿的支援农村， 获得了城市发展的土地指标，城乡两利。

这个事情在成都越看越有信心，不管国际市场上怎么风云变幻，这里头有多少的投资消费增长量?一个村庄重建，那个建筑、那个使用的材料、钢材、水 泥、砖头带动一波经济增长。咱们世界第二位老是农村看去破破烂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没法交代，城里人也不舒服，下去一看舒服吗?欧洲农村建那么漂 亮是有投入。这次成都的改革，我们看到至少希望有，现在完成整套的已经是几万亩土地，一片一片来，按照正确的路走下去，城乡两并。当然遇到新问题是这波房 地产调控，城市的地价受阻，发动机一受阻，怎么带农村?这是新的话题，最近在研究这些东西。

总结

但是总体来看，不管经济波动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厚根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子。但是我在最后强调一次，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无可置疑 的增长潜力的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因为已有的现成的土地征地为中心的制度，如果不改革，城市化 潜力是不能顺顺当当释放出来。十三届三十全会大体划了改革的路数出来，将来土地分两块，商业运用是一块制度，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而且是要让国有土地进市 场，集体土地也可以进市场，至于工业用途、国防的用途、救灾的用途，涉及到全国人民利益的用途，还要保留征地制度，但是那个征地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我们的城市是商业文明，大量的土地用途是商业文明，要在这里头找到城乡人民和谐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条新的路数，要把中国目前指标上看还比较 落后的城市化率，在看得到将来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成都这个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各种担心，这些担心都有道 理。咱们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状况下，很多基层干部的权利监督平衡还不够，不管上头多好的政策，也可能会胡来，农民的权利，有些地方发了证，是不是能保护自己 的权利?除了党政要保护农民的权利，我们的法院系统、司法系统怎么能够介入到财产，保护财产防止侵权当中去，这里面有大量的课题。

同时农民千家万户也会引来很多新的矛盾，对每一个户型，到每一个村庄去，讨论一个新的方案，参加讨论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新的观念会进去的 一个过程，这里头有大量的课题值得研究。但是，也许我们的判断，搞了四年以后，带有我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对这个改革是高度的尊重，高度的赞 赏，特别是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我们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 极。

所谓“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 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就成为“转型陷 阱”的主要症状。

相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用“转型陷阱”来描述中国当下遇到的体制困境，可能更恰当。因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一个确定的 目标在彼岸等着，只要跨过这个陷阱，就能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如果说，这是一个基于多数国家发展经验而得出的一个带有一定共性的现象的话，那么， “转型陷阱”则更多是针对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的具体过程而言，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一种客观描述。两者的表现和特征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点存而不论。

在我看来，中国“转型陷阱”的出现，追根溯源，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像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而是由 一个权威的政府“人为”设计出来的，可称之为再生型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既然市场制度是“设计”出来的，也就避免不了存在设计者自己的利益，“设 计者”私利的不断强化，会使得政府不愿轻易退出经济过程。因此，有权威的政府既是再生型市场经济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后期发育的威胁和障碍。 有学者把此种现象称做“政府悖论”。“转型陷阱”的出现，就在于政府悖论”于近年有进一步加剧趋势。

另一方面，也是与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有关。中国改革从实施来说，是一个由增量到存量、先经后政的推进过程，先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培育新的市场主体 和经济力量，待它生长壮大后，再转向改革传统体制本身。这种改革程序的好处，乃由易到难，可使前期改革的经验不断积累，成为激励后期改革的动力和深化的条 件。但这样一来，也易形成对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经验的依赖，降低对后期成本的承受力，从而，陷入改革动力不足、自我锁定的困境。

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必须解决“政府悖论”的问题，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适时退出经济过 程;同时，告别前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对今后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这实际上与孙立平提出的思路有部分相似之处。孙认为，可能走 出“转型陷阱”的道路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 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

最后一条道路“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因而可能性不大。历史上由既得利益者推进的改革，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很难指望他们会真正 推进削弱其利益的改革。目前看来，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只能寄望于社会力量的壮大成长以及最高决策层的理性自觉，这也就说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必 然会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内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

当然，即使是全面改革，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也不同。当下而言，重点应放在政府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上。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来说，任何改 革都会涉及到政府，因此，政府早改革比晚改革好，事实上，既然利益集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政府改革滞后所致。社会领域的改革，则是因当前的社会矛盾 和问题凸显，而政府的管理体制、手段和目标，又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权益诉求日益提高的现实。

社会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公民社会，为着达致这个目标，以下三点的变革是必要的：其一，政府必须改变治理方式，减少对经 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壮大社会力量;其二，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建设，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 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反馈机制，强化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以使政府的决策更好地体现民意，平衡各方利益;其三，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通阶层流动通道。

改革30余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致使两者很不协调，很不配匹，导致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出现一系列矛盾和 问题，威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背景。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 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至少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社会结构的落后不仅会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无法形成，而且直接会导致政府管 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从而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挑战，甚至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化社会生态。

这就需要我们在推进社会改革和进行管理创新时，首先在理念上，须从目前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和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转变;在管理主体上，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尽 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在管理环节上，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 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最后在管理手段上，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诸多的社会治理变革中，政府必须放松对社会的管制，通过制度建设把不同的利益和组织——主要是民间组织——整合到国家的政策 和决策中，以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同时，还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在参与中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缺少公众参与 的决策，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交易成本，但一旦发生事情，所耗费的社会成本则要远远超过排斥公众参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所以，要化解民众的对抗情绪，保 持政策和决策的合法性，建立起公众民主参与的机制，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乃非常必要。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居於旺角的友人說，旺角中旅社一帶已淪為「雙非嬰」（父母均非港人）、新移民和內地客的集中地，每天都有大量未滿月的嬰兒趕領回鄉證，孩子隨地拉撒、成人吐痰已變成最尋常風景，不是申請證件的街坊只得盡量繞道避開。

在 北區教小學的朋友則把該區學校比喻為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雙非嬰的父母縱使買假地址都想孩子入學，父母都土生的港童卻拚命想跨區逃亡，尋找更佳的讀 書環境。朋友說，三年前校內的雙非學生約佔兩成，學位仍稍有鬆動，但今年已增至接近三成，展望明年小一學位已非常緊張，雙非學童所佔比率肯定比今年多，加 上「單非兒」和新移民，「純正港童」已淪為少數一派。

雙非嬰學童 教師愛又恨

由於學生的家庭背景和能力差異極 大，教師朋友為應付教學已經心力交瘁，更大的難關是面對家長或監護人，他們動輒投訴之餘，管教孩子的方式千奇百怪，對法律和個人權益認知各有不同，很多時 候時是謾罵收場。朋友慨嘆雙非學童雖減輕了殺校危機，令不少教師保住工作，但那口飯帶着濃濃的苦澀，難嚥得有人選擇做逃兵，校方在學期中途要另聘教師，也 是負了學生。稚子無辜，但如此混雜的環境下，「維穩」（維持班房秩序、維持校內和平）成為首要目標，教學進度的確被拖慢了，雙非嬰對教育界來說有愛恨交纏 之痛。

雙非嬰爭奪僅有的資源，把中港矛盾從宏觀經濟層面完全帶入尋常百姓家，怨氣一飛沖天，傳媒在這場巨大波潮中，應如何自處？

龍 年的大年初一，傳媒按「傳統」追訪新生兒，往常是不分種族的喜氣洋洋，但今年「龍年第一B」是一位雙非女嬰，誕生後迎來的不是港人祝福，而是大批網民攻擊 謾罵，甚至有人立即在社交網絡成立反雙非嬰群組，新年伊始就毫不避忌地寫下惡毒留言，如此對待一位素未謀面的嬰兒，會不會狠了一點？

據說大年初一的早上，當傳媒獲悉女嬰父母都非港人時，出發採訪前都預計要在雙非嬰兒問題上大力落墨，院方原本會安排該家庭會見記者，但最終因應家屬意願而取消。有記者死心不息在婦產科病房門外苦等了多個小時，但女嬰的爸爸最終從秘道離開，傳媒統統撲空。

大地換新歲 港人轉情緒

相 比起來，另一名遲了二十分鐘出生的男嬰父母都是港人，全家開開心心上鏡，新生「龍仔」十分精靈趣致，讓人看到就憐惜不已，其父母還「順應」記者要求，訴說 從懷孕到產子的「艱苦經歷」。原來他們從知道受孕開始，就要為預約產檢而爭位，而龍仔往後的人生，毋須到黃大仙問卜都知道離不開一個「爭」字。

一位年資較淺的記者無緣採訪龍B，但看到電視新聞和報紙報道的主題，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句話──「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雙非嬰損害港人利益」，他認為傳媒報道時是有「預設立場」，結果只會把矛盾激進化，失卻中立性。

若 龍年新生嬰的報道煽動港人對雙非嬰的不滿，不如說傳媒在為社會把脈。須知道，去年農曆年的首位新生兒亦是雙非嬰，當時仍是如常祝福，跟今年的激烈反應實有 天淵之別，短短一年間，民間情緒何以有如上變化？無論是香港特區政府以至中聯辦，實應好好檢討，並且設法疏導負面情緒，免坐視矛盾加劇，然後諉過傳媒煽 動。

另一位資深前輩則分析，現時社會對雙非嬰的怨氣其實只在起步階段，真正的大衝突仍未爆發，而傳媒是有責任為社會風氣「探熱」，應及時敲 響警鐘，讓政府和市民重視和留意相關問題。他說，若○三年香港實行自由行政策之初，執政者能留意到雙非嬰及商舖住宅價格飆升過急等問題，早早制定政策去面 對，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現時傳媒觸動警鐘，是有點遲而不是嫌太早。

無可否認地，傳媒是具有煽動性，但若無燃料，火就不會燒得旺盛。正如Dolce ＆ Gabbana挑機拍照事件和本地孕婦反雙非嬰兒遊行，這些活動與其說「歸功」於傳媒報道，不如說是市民借網絡力量凝聚同質情緒，然後再付諸行動，最後連傳媒也是被群眾力量牽着走。

前 輩指真正大衝突仍未爆發，只因目前各方言行還算理性，雖然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之流罵香港人是狗，然後惹來許多文化學者口誅筆伐，但大部分香港市民 只當他是瘋子，道歉不道歉實在無關宏旨。然而這種人竟然能得到不少的同胞支持，這種情況有助香港自省，還能看到國情的另一面，了解到部分內地人的想法，怎 說都是除笨有精。

中港齊努力 避免大衝突

真正大衝突是需要有觸發點，不是誰罵是狗誰被指蝗蟲的口舌之爭，例 如：有垂危港人送到醫院，但醫生因忙於為衝閘的雙非孕婦施救，結果母子平安，但港人卻死了，死者家屬目睹摯親失救離世，經投訴揭發真相；還有是婦產科內， 中港孕婦家庭為爭床位爆發打鬥，港人被內地人圍毆受傷，直擊場面被人拍下放上YouTube；再來是自由行大款與港人購物時發生爭執，港人被打傷後，對方 聲稱「我爸是XX，你們香港人算啥？」……

任何一幕虛構情境若成為現實，中港矛盾的炸彈就會大爆發，屆時港式的和平理性的抗議，是否會變成內地鄉村省市常見的群眾衝突場面？較激動的一派會否走到旅遊景點高呼：「我哋就係要講廣東話，香港唔歡迎你哋，快啲走！」而「驅趕蝗蟲」的標語會否遍地開花？

近 日facebook及網上討論區廣範流傳一篇由中學生撰寫的網誌，題為：《自由行：八年盤點，八年得失》，一位平凡的香港少年平實地寫出其成長期的八年 來，看着自由行如何改香港的面貌，得與失之間，最痛恨是失卻了選擇權。這篇真摯的文章引起許多港人共鳴，特首高官或西環大老爺，能從中聽炸彈的藥引正在燃 燒的微響嗎？

时间：2012-02-01    来源：墙外楼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 2012-01-30  作者：陈勇

——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